总结的“凉州模式”，其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项：
1.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还设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惟菩萨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现的成组的十方佛。以上诸像，除成组的十方佛为立像外，皆是坐像。
3.窟壁主要画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千佛中现说法图，壁下部出现了供养人行列。
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
5.佛和菩萨的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13]46
五项内容大都属于晚期的样式。而样式的晚期（第二阶段）所参考的金塔寺东西两窟和文殊山千佛洞，属于北凉以后的凉州石窟，以及“炳灵第二期龛像”，是比较公认的北魏石窟遗存，若考虑并入云冈模式，应当是更为顺理成章的。
因为没有实际的凉州石窟遗迹可供参考{1}，为了说明凉州佛教艺术的重要历史意义，宿先生逆向倒推，从晚期样式中尋找有可能来自早期的特征，从不同门类或不同文化系统的早期遗物中寻找同一性因素，加以综合，试图对凉州模式进行合理化推想。虚拟出来的“凉州模式”，启发我们去思考，在使用中则务必慎重。
2. 云冈模式成就北魏样式
云冈石窟可分三期。云冈一期的五窟，并无模式可依，属于开创性的成就，无论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在整个武州山石窟群中十分特殊（图6）。如宿先生所说：“应是参考前规，融以新意，有自己的显著特色”[14]。特色显著，是一种样式，却不成其为“模式”。模式，指的是事物的标准样式，为各方仿效遵循。五窟的样式，即使在云冈本地，也不见后人效法，更无由推广。
被推广开去的模式，产生于云冈二期和三期。昙曜之后，五窟以东（按宿先生分期排序[15]）第7、8，9、10，1、2，5、6，11、12、13等，由二窟或三窟组合而成的大型洞窟，与孝文帝登基以来推行汉化政策相适应，与前五窟大不相同（图7），形成了北魏石窟寺的时代特征。迁都洛阳之后的云冈三期，主要是中小窟龛，数量众多，雕饰繁缛，形制多样。
北魏石窟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中心柱式洞窟的出现，窟内造像内容呈围绕中心塔柱布置的格局，本来是印度塔庙即支提窟的形式。在窟内造方形中心塔柱，是北魏时代的创新（图8）。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走汉化之路，佛装样式上通肩、半披之外盛行褒衣博带、双领下垂，更接近中国人穿衣的方式（图9）。形象气质上佛、菩萨变得慈蔼近人，循魏晋以来士人崇尚秀骨清像之风，形体风貌为之一新（图10）。与此同时，汉译大乘经典义理，日益成为石窟内容的主题。迁洛后汉化气息愈益浓厚，中小洞窟形制和内容大为丰富。受到云冈的影响，各地形式多样的中小窟龛，据宿先生考证，不同的特征及其变化大抵源出自云冈三期。
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家和贵族主持建造的石窟寺，对北朝佛教文化艺术的振兴起着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所谓云冈模式，是指由云冈生发、形成而得到推广的北魏样式，只是不能将云冈一期的样式包括在内。
需要在此强调，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在石窟寺中出现，是北魏样式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与印度、西域包括龟兹的塔庙窟明显不同，内地与河西的中心塔柱窟承袭了汉地重层楼阁式方塔的发展逻辑。傅熹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钟晓青执笔的第二章第七节对中国早期佛塔的发展有过清晰的论述[16]。继昙曜建窟之后，北魏天安元年（466）曹天度造方形石塔传世{1}（图11），平城起永宁寺七级佛图{2}，凡此在约略同期稍后开始的云冈二期石窟中得到充分的映照。二期洞窟壁面上雕刻重层佛塔蓊蔚成风（图12、13），大型洞窟里塔形的方柱直通到顶，支撑在窟室的中心。塔的四面逐层开龛造像，方便信徒回绕观像礼拜，与龟玆式塔庙低矮狭窄的甬道回绕大异其趣。更有甚者，编号第1、第2的一组双窟，中心塔柱雕刻成了木构楼阁结构仿真的形象（图14、15）。
坚持木构建筑传统、舍弃印度乃至北凉圆形石塔模式，方形中心塔柱的建造，兼具造像塔右旋礼拜的神学功能和支撑窟室空间的力学功能，向西影响沿河西走廊直达敦煌，以致成为莫高窟北魏石窟遵循的规范，体现出云冈模式强大的生命力。只是，到了河西，由于石窟岩质疏松，方柱的塔形趋于简化。对此，张宝玺先生数十年间调查河西诸石窟，对文殊山、金塔寺、天梯山等河西各地中心柱石窟的北朝时代属性做过周详的论证[17][18]。
3. 云冈一期，模式的前奏
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镇压佛教势力的反抗，在班师回朝的途中断然实行了坚决彻底的灭法。八年之后，继位的文成帝大力恢复佛教。和平元年（460）在京郊武州山起建的昙曜五窟，雕饰奇伟，其艺术成就可谓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的集大成。宿先生指出：
从窟的整体安排到各种形象及其细部的雕刻技艺，水平都很高，这决不会都是北魏恢复佛教后不久就能够突然产生的，至少要有较多部分当是公元446年废佛以前情况的继续。因此，这一组石窟及其造像的各种特点，当与前一时期特征应有较密切的联系。[15]77
第一期的五窟，在十六国与北朝之间承上启下，是前者的总结、后者的序幕或前奏。
这种序幕或前奏的现象，或许不只见于云冈石窟。以北魏营建石窟著名之地，与北魏模式形制内容殊异、年代看似较早且在艺术上精神、气质有与昙曜诸窟相类、相通者，如麦积山的第74、78两窟，又如敦煌“早期三窟”，不免启人疑窦。
早期石窟的多种争论均与魏太武帝灭法有关。太武灭法之严厉，出于对政权稳固的严重考量，实非宗教好恶和佛道之争所能解释。其后果致使十六国佛教百年功德毁于一旦，令历史业绩无从稽考。就目前幸存而言，后赵金铜佛小巧便携分散藏匿自不待言;小型石塔亦便于移动且坚固耐久，如酒泉所出数件即深藏于地下砖室，上以石磨盘覆盖，方得今日;炳灵寺天堂北洞（第169窟）高不可攀，毁去天梯栈道便无法登临;今考古工作者腰中系绳冒险从崖顶悬垂下去，方有此重大发现。除此之外竟荡然无存。也许我们要特别感激当年虔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其于灭法令下达之际“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信众闻讯将金铜像藏匿，石塔掩埋，石窟栈道拆除，乃蒙太子护法之功。宿先生考证昙曜五窟中以交脚弥勒菩萨为主尊的第17窟即为纪念这位未曾登基的恭宗景穆皇帝[15]77，有前往瞻仰者，当叩首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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