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代初随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让人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宁儿名叫陈掖贤，一直由伯父陈岳云抚养，在陪都重庆度过童年，12岁时，才和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陈掖贤的女儿陈红1980年代初移居成都，这是赵一曼和陈达邦尚在国内的唯一后人。陈红在接受访问时说：爷爷和奶奶在莫斯科结婚后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个人回国，爷爷继续留在莫斯科，后来到法国和吴老（即吴玉章）一起办报，抗战期间回到重庆，解放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民币上有他写的字。
我们根据陈红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了解，陈达邦的传奇人生终于跃然纸上。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表亲，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妹妹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了照顾任弼时的工作，经党组织安排，调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从此共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陈达邦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学习。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姑娘，名叫李淑宁。是宜宾人，1927年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大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轮，因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大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曾在中大学习的柳溥庆老人回忆，陈达邦还是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大“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大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巴黎印刷厂厂长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大学习。1930年中大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
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她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武汉五哥陈岳云夫妇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说： “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本来一直将照片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接着说：“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既然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那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宁儿有这么大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五哥宽慰他说：“现在你回来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适的，就准备续房吧。”陈达邦两眼慢慢地掉下泪珠，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五嫂和宁儿闻声进来，五嫂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1950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她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李一超。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7年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消息，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中，供人们参观。
当然，这都是后话。当年在重庆，五哥陈岳云得知陈达邦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央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央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赴苏印钞秘使
1952年4月初，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央行行长南汉宸、央行印制局副局长贺晓初、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秘密前往莫斯科，会同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与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为首的苏方人员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
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双边谈判，其中也包括请苏联印刷人民币。周恩来等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等人就有关问题继续磋商。9月22日，张闻天、李富春等再次和兹维列夫进行会谈，陈达邦和苏方技术人员在座。1953年9月底，首次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从莫斯科开出，到1957年最后一批10元券运抵满洲里，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总金额85亿元。其中3元券人民币比原定计划多印了95万张，金额达285万元。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3元、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1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10元券。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刷和发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及其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调整题写的汉字书法艺术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留著青史的遗憾
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央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系“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这时委托美联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可保，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摘自《红岩春秋》，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