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高科技时代”科学活动方式的巨大转变，科学哲学主题也将由传统的“公理体系”的单理论静态研究和“范式转换”的多理论动态研究向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论题学”研究转变。当代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论题”的论证和解决过程，科学知识存在的重要形态之一是“论题目录”结构；科学论题学的核心内容是“论题”的多元论证理论。复兴被遗忘的古老“论题学”智慧，结合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构建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科学论题学方法，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
关键词：高科技时代；科学哲学；科学论题学；论题目录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9)02-0095-06
基于现代高科技研究的高度综合和学科间的交叉，当代科学研究方式与传统相比较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研究不仅是个人由于兴趣单纯追求真理，更多的是在国家、企业或社会团体的巨大投资的支持和控制下进行团队合作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动力和方式发生了以技术应用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强烈的功利色彩和价值欲求为标志的根本转变。因此，随着大科学时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互交融，科学哲学范围不再局限于以传统经典科学(比如经典物理学)为狭隘视野的研究模式，科学哲学主题将由“公理体系”的单理论静态研究和“范式转换”的多理论动态研究向高科技时代的“科学论题学”研究转变。
一、从“体系意识”到“论题意识”
21世纪之前的传统科学哲学，不论是心理主义的“认识论转向”、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学转向”，还是历史主义的“解释学转向”，都体现了一种以知识体系的发生、构建、说明、评价和发展为中心，以“体系意识”为导向的科学哲学观。高科技时代改变了科学活动的方式，从而导致科学哲学研究主题由“体系意识”向“论题意识”转变。
1、对“公理体系”之梦的追求
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再到“论题意识”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早在2300多年以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其《分析篇》和《论题篇》中研究了知识的“公理体系”和知识的“论题学”，并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构建方法：以分析的证明推理为核心的知识的“公理体系”的构建方法，以及以综合的辩证论证为核心的知识的“论题学”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体系的知识是证明的知识，通过证明的三段论演绎方法是获得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的主要手段，它使知识体系成为环环紧扣的因果之链、理由之链。而论题学讨论的知识是或然性的知识，不同于体系知识追求真理的确定性和必然性，是一种关注“合理性”而非“真理性”的论证知识。我们看到，分析的“公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被后人发扬光大，而知识“论题学”及其方法论的研究却被后人遗忘。
自笛卡儿以来，构建一个公理演绎体系是科学家追求确定性真理知识的崇高理想和目的，公理体系的构建方法成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主要方法。这种科学方法论波及到整个知识界，各种学科知识都希望建构一个概念化、形式化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一切知识问题的解决就像数学计算和推理一样精确和简单。为此，学者们设法寻找构建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和起点：不证自明的公理、理想化的假设、各种独断的定义等等，进而从这些逻辑起点推出属于公理化理论体系内部的全部命题和陈述，而且整个体系中的形式符号、概念、命题和推导规则都是自足的。这种公理形式化的知识体系似乎是“先天的结构”，于是成为不依赖于人类而客观存在的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这种知识的公理体系之梦的追求，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那里达到了顶峰。
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之梦的破灭和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的演绎性的逻辑重构被“观察渗透理论”这一论题的解构，以及“归纳问题”导致放弃确定性改而追求或然性概率的转变，表明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确定性、真理性和可接受性不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逻辑实证主义的困境和危机使波普尔走上了证伪主义的道路，并最终导致了以库恩为代表的、以“科学范式”为核心范畴的多理论动态研究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
2、从“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变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率先开始了从“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变。库恩的“范式”理论不再把科学知识看做是具有“先验结构”性质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而是把科学知识本质看做是科学家共同体创造的产物，即“范式”。“范式”就是解题的范例和理论框架，是一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一致信从的基本原则、科学信念、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等构成的集合，是由形式符号系统、操作规则和解题范例等因素构成的一种具有多理论成分的科学结构。这就是说，库恩的“范式”不是传统的纯粹“单理论”的形式化公理体系。在库恩看来，范式选择中辩论的模式是劝诱性、说服性的，甚至是主观武断的，不具有逻辑性与客观性，当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时，两者在逻辑上是不可通约的。因此，当范式发生变化时，范式所提供的共同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的正当性标准也会发生变化。显然，库恩不把科学知识看做是“真理”体系，“范式”就是解题的范例和理论框架，其目的只有一个：有效地解决问题。科学知识是“真理”还是“信念”，直接引出科学合理性的评价问题。于是，新历史主义者劳丹根据实用主义“有效”标准论，转入对理论与问题关系的研究。
劳丹认为，评价科学是否进步的标准是看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解决问题的效力是科学理论优劣的评价标准。劳丹是第一个把“科学问题”作为专门对象进行研究的科学哲学家。虽然波普尔把科学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科学研究起点的高度，但并没有进一步对问题作细致的研究。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宣称：“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科学进步的目标是追求最能解决问题的理论，而评价科学是否进步的标准是看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程度。关于理论与问题的关系，劳丹认为，科学理论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工具，而解决问题是科学理论优劣的评价标准。一方面，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需要创立和选择某些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又会产生相应的问题，不同的理论所寻求解决的问题不同。劳丹对“科学问题”的关注，不仅反映了当代科学哲学面临的困境，也体现了“高科技时代”对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式所提出的新要求。
3、复兴和发展古老“论题学”智慧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史表明，逻辑实证主义的单理论的科学结构和历史主义的多理论科学结构都是以知识理论的“体系意识”为主要导向，以传统经典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理论，它们不能反映21世纪高科技时代的高度综合和学科交叉的现代科学活动的历史趋向和科学知识存在的现代形态。虽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也开始了对“问题”的关注，如波普尔的“科学始于问题”，库恩的“常规科学即是解谜”，夏佩尔的
“信念域蕴涵着某个令人深思而且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劳丹开始了对“科学问题”的专门研究，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对“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学”高度，一种作为知识的存在形态和增长方式的高度，而且，除了劳丹其他人都没有把“问题”作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题。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需要从古老的智慧中获取灵感。为此，我们有必要发掘和复兴被后人遗忘的亚里士多德的古老“论题学”的智慧，并结合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把论题学构建成一种具有“高科技时代”精神特征的一般科学方法论——科学论题学方法。
二、科学论题学的基本特征
论题学研究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论题篇”和“修辞篇”所探讨的主题和内容。
1、论题与科学论题
论题是指，一个提问至少有两个以上(包括两个)回答的问题，是人类知识构成中需要论证的问题。希腊文“topica”的词源含义是“地方”、“处所”、“位置”，引申为“同类事物之所”，以后转义为日常谈话和讨论中反复出现的条项、论题。我国学者一般把它译为“论题”。关于“论题”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和《修辞学》中。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把topica规定为：“在哲学方面著名的人所提出的、与一般意见相反的假定。或者，论题乃是我们所持的与一般意见相反的那些观点”，“一个论题就是一个探讨的题目，它或者引人选择和避免，或者引人得到真理和知识，或者它自身就能解决问题，或者有助于解决其他某个问题”。在《修辞学》中，他把topica解释为可表现的“关于正确行为、物理学、政治学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种类的不同问题”。所以，论题有多种，都是一些人类知识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亚里士多德讨论的论题有自然科学论题、形而上学论题、逻辑学论题、伦理学论题和政治学论题等。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论题。论题总表现为问题，而问题总是以命题形式出现，但是，不是所有的命题都是问题，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论题。亚里士多德说：“不能把一切命题，也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当作是论题。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会提出一个无人主张的命题，或者提出一个所有人或多数人都明白的问题。因为后者无人置疑，而前者则无人接受”，我们“只是考察那种可能会使人生疑的，但生疑的人并非该受责罚或是知觉不清，而是需要论证的问题”，对于“怀疑雪是否为白色的人则属知觉不清”，是不需要去论证的。
什么是科学论题?本文在大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的概念，即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化理论化的知识系统。所以，科学论题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论题和社会科学论题，每一类论题还可以继续分为相应的科学理论论题和科学实践论题。本文主要是探讨科学理论论题。科学理论论题主要有关于科学公理体系的逻辑大前提的反思、批判、寻找和证成等问题；也有著名科学家提出，但与现有的科学共同体的常识性的认识不同的假说等问题。一个科学理论的论题，如果不能寻找并得到现有理论的支持，那么，只能对该理论的逻辑前提进行反思、审查和批判，这是论题学专务职能之一。所以，只要是一个问题有两个以上回答的并对科学知识理论和实践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都是科学论题。对于涉及到利益、价值和文化冲突的社会科学论题，更是需要从不同方面和多理论视角进行分析、论证和解答的科学论题。一个科学论题的论证需要对它进行论题的分解，形成二级论题目录，甚至继续分解到更小的问题目录，这样才能找到各个不同问题的理论支持，并通过这样的多元理论论证系统加以解决。这就涉及到了“论题目录学”。
2、作为一种知识存在形态的“论题目录”
科学知识形态存在两种模式：“体系”模式和“论题”模式，分别表现为“公理演绎”结构和“论题目录”结构。我们一般只把科学知识形态看做是概念化和形式化的公理演绎体系，事实上，人类更多的认识成果是以“论题目录”的论证系统的形式出现的。然而，任何单理论只是反映了事物某方面的属性，而论题学在寻找某个有助于问题解答的理论时，需要可能相关的不同理论支持。因而，论题学为了达到问题的解决，宽容多种理论的并存和交流，甚至是对立的理论。于是，就出现了作为一种知识存在形态的“论题目录”的论证结构。这种知识的“论题目录”形态就是今天在知识界广泛存在的“课题”或“科研项目”的知识论证形式，它体现为所谓的“一级目录”、“二级目录”或“多级目录”的论证体系。显然，这种知识的论证系统不是一个公理演绎的、逻辑自足的“证明”体系，而是一个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多理论多视角考察的“论证”系统。所以，“论题目录”作为一个以“论题”为核心的、相互关联的、多元理论论证的汇集，其目的不是为了构建知识逻辑体系，而是指向对“论题”的论证和解决。从关联语境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论题目录看做是一个松散的材料和理论储备的关联系统。
在古希腊，“论题学”从字面上讲，就是“同类事物之所”，是言谈者论辩起始之所，是论点所由生之处。所以，“论题目录”(topoikataloge)有时也被翻译成“论题场”或“正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们在对“论题”进行论证时，必须针对要讨论的问题搜集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大量的论证材料，然后按照不同的论证格式将它们归类，并加以考察整理，建立起关于论题的纲目即“论题目录”，以便于得出正确“论题”的论点，并获得对论点的论据支持以及进一步的论证。论题目录分得越细，可供选用的论证材料就越多，列举的事例就越接近论题，论证就越显得自然而有说服力。论题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目的就是试图寻求论题，并建立论题目录。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论题学目录“意味着我们从那些可以利用的材料出发以达到其目的”，我们不是用一切方式和方法去考察和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与“论题”相关的视角和材料分析和解决问题，“只要没有忽略任何可以利用的手段”即可。
“论题目录”与“单理论”体系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在“单理论”的体系内，所有的问题分成“可解的”和“不可解的”两组，前者是“真问题”，后者被当做纯粹的“假问题”而抛弃，体系决定了问题的性质和选择，所以，在确定性意义上，“公理体系”内的问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题”，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的解题活动”不是科学论题学的研究对象。反过来，论题学的本质要求至少存在多个体系的场合所作的相应论证也同样有效。即使某个体系对于问题无解，那么总会有更多的其他体系会对此有所助益。换言之，在“论题学”的维度中，问题的引入影响理论的选择，通常导致多元论证体系的形成，即“论题目录”的建立。因此，由漫长的演绎推理链条构成的单理论公理体系与“论题目录”的功能截然不同，对论题学来说，推导意义上的公理体系的作用极其有限。这实际上反映了任何理论都受特定语境条件的限制，因而论题
学思维方式要求一种开放性语境思维的宽容态度，它展现了某种与公理体系显然有别的思想结构。同时也说明，“体系思维”把知识的“构建”放在主导地位，而“论题思维”把问题的“论证和解决”放在第一位，后者更符合当今高科技时代的科学活动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3、“语境－论题”维度下的“困境”思维方式
语境论维度下的“困境”思维方式是科学论题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语境’是一个重要视角，它提供了重新审视科学哲学发展的基础”，“一切哲学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语境基底上进行回答，也就是说，理性意味着在特定的语境下对相关问题做出论证或回答”。事实上，语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范畴，语境总是指向需要论证和解决的问题，离开了“论题”就无所谓“语境”，“语境”是相对于“论题”而存在的。所以，语境理论的使命是为了求解难题的，这样的难题就是论题。语境一论题学才是知识增长的模式。语境一论题学在论题解决的过程中，把科学理论理解成是一种它与世界之间有着相似关系的理论模型。构成理论的命题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一种境遇性关系。
反过来说，论题学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一种论题—语境论式的“困境”思维方式。论题学作为以“论题意识”为取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特定“语境”支持下的困境思维，它揭示人们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当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局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情境时，提供应当如何应对的战略方向和策略手段。科学论题常常是现实性和前导性的双重存在，问题的存在导致“困局”思维方式结构的首要内容：问题总是在特定语境之内发生的，这种语境预设了一种提供答案或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一旦某个问题是基于某种确认的语境支持下来加以理解，那么问题的解答就能够按照所找到的某个理论来揭示答案。这样，寻求问题的解答是归结为理论体系之内的。所以，困局思维是以某种可以适用的体系或者相关语境为前提条件的。寻求受限制的关联语境是问题解答的构成因素。
论题学在寻找某个有助于问题解答的语境时，需要可能相关的不同理论的支持，因此，为了问题的解决，可能产生多元论证手段。因而，论题学为了达到问题的解决，宽容多种理论的并存和交流，甚至是对立的理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任何理论都受特定语境条件的限制，任何理论只是反映了事物某方面的属性，而不能说明事物的全部性质，因而论题学思维方式要求一种开放性语境思维的宽容态度。科学进步的记录并不是真命题的积累，而是对一个论题或事物的不同理论和视角的多元的理论说明。“论题一语境”理论就是这样一种以“问题一困境”思维为导向的多元理论论证体系。
三、科学论题学的论证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篇论著的主题是“寻求一种探索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从普遍接受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出发的或然性论证方法，“它内含有通向一切探索方法的本原之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里探讨了四种论证方法：语言分析方法、分析证明方法、修辞论证方法和辩证论证方法。这四种论证方法都对具有不同意见的“论题”的论证有效，它们共同构成了以追求“合理性”为目的的论题学的论证理论系统。当代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及“对话辩证法”所提倡的多元方法论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向亚里士多德的多元理性论证模式的回归。
1、区分论题学的“论证”与逻辑学的“证明”
论题学的论证理论追求的是合理性的证成，而逻辑学的证明关注的是理性推理的确定性和必然有效性。区分论证和证明是区分论题学和逻辑学的关键。笛卡儿在《谈谈方法》的第一部分明确指出，凡只具备或然性的事物，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只有从明晰、确定的观念出发的证明推理，才是合乎理性的。在他看来，一门理性科学绝不容忍似是而非的观点，一个精心构筑的、由必然命题组成的体系，适用于所有理性科学，对它们只能一致同意，而异议只代表错误。笛卡儿说道：“不管何时，只要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所作的判断相反，那么显然其中有一个是错误的。”显然，笛卡儿坚决排斥论题学的论证理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之下，逻辑学被简约为数理形式逻辑，其他形式的推理都被排除在逻辑之外。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早就区分了证明的推理和辩证的推理，前者与必然性相关而后者与或然性相关，前者用于证明而后者用于论证。亚里士多德在其《论题篇》中考察了一些论证方法(语言分析、分析证明、辩证论证和修辞论证)，并在《修辞学》中展示了它的运用。论证本身只关注“合理性”而非“真理性”，它提供知识理性的确定而非确定性真理。
2、论题学论证的重要手段是语言分析方法
亚里士多德在其《论题篇》中用绝大部分的篇幅讨论“四谓词”的语义分析和定义理论。因为在他看来，“论证的始点是命题，推理涉及的是问题。所有命题和所有问题所表示的或是某个属，或是一特性(包括本质特性即定义)，或是一偶性”；“只要变换表达的方式，就能从所有的命题中构造出问题来”。于是，亚里士多德通过“四谓词”的语义逻辑分析来解决论题学的论证问题。这说明，亚里士多德通过哲学范畴对“论题”(命题)进行的语义分析，是论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论题的表现形式“命题”的语言分析，亚理士多德提出三种类型的语言理论：约定俗成语言论、由种加属差来定义的本质主义语言论、不能定义的最高的种——哲学范畴的意义分析理论。在他看来，日常语言具有的多义性特点，必须从约定俗成的日常经验用法的角度去考察；而科学语言必须在分析清楚日常语言的多义性的基础上，用种加属差的本质主义的方法才能确定科学概念的单一含义；而哲学范畴又不同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由于哲学范畴是最大的种，没有属差，因而不能用种加属差的方法定义，哲学范畴的意义必须从逻辑意义和自然意义两个不同角度用思考相反方面的辩证语义分析方法去考察。我们需要挖掘这种古代智慧，结合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理论，希望从中发现语言分析方法对科学论题学思维方式的重大方法论意义。
3、论题学论证的修辞策略
论题学论证理论所追求的“说理性”特征，对于交叉学科的综合性复杂论题的价值选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这一目的恰恰适合修辞学的论证策略这种实践主义的需要。由于“修辞学的力量能够满足合理性‘理由’的要求，而理性的力量能够符合劝说的‘有理由’的目的”，所以，“科学修辞学的研究，已作为一种具有元分析特征的科学方法论渗透于科学发明和科学论述的‘修辞战略’之中”。关于论题学论证的修辞策略主要有以下内容。
(1)区别“修辞论证”与“科学证明”。“证明”是形式逻辑应用，根据前提的真假来必然地确定结论的真假；“论证”既可以是逻辑论证也可以是非逻辑论证，只要某个论证可以引致或增强听众对某一论题的认同。所以，论证具有说服或说理
的特征，不同于证明的强迫和命令之特性。这一观点对于交叉学科的综合性复杂论题的价值选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说服“听者”。修辞论证说服的对象是听众，论者欲达论证说服的理想效果，必须正确认识“听者”概念：普通人、科学共同体、个别人、自己。说服所有普通人是困难的，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在科学上具有象征意义，说服自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个人思辨是说服普遍听众的先决条件，个人思辨过程的外化，可视为对普遍听众的说服。所以，一个修辞论证过程是说服“听众”的重要程序，而非自以为真的独断。
(3)达成“共识”。说话者与听众间的共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事实、真理和推理共识；第二类是价值共识，包括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论题。修辞论证就是可以引致或增强听众对某一论题的共识。
(4)追求“合理性”而非“真理性”。“真理”是主观对客观的真实反映，而“合理”是以大家(某专业共同体的大多数人)认同为标准。修辞论证的“合理性”就是以“听者”能否接受为向导。
论题学的修辞策略就是这样一种灵活的、可以避免两难境地的“概率”态度，而非极端主义的绝对的真或假、善或恶。由于科学论题学更多的是指向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因而具有实践性的特征，所以，修辞学的论证策略恰恰适合这种实践科学主义的需要。
4、论题学的辩证论证方法
亚里士多德把辩证法看成是修辞学的对应部分，因为它们都是以“论题意识”为取向的对话方式。只不过辩证法追求普遍性命题的知识确证，而修辞学是针对“单称命题”可信度的证成。或者说辩证法通过考察论题以通达一般的“真”与“善”理念的方法，而修辞学通过各种方式的论说达到某种“说服”和“认同”的效果。在现代高科技和社会化语境的意义上，辩证法与修辞学的功效应该互补融合。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证法是一种“从普遍接受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出发的或然性的“辩证推理”方法。这种辩证推理是“从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提出探讨问题的能力，将使我们容易在每个方面洞察出真理与谬误”，“辩证法恰好特别适于这类任务，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考察，内含有通向一切探索方法的本原之路”。
辩证论证要求各种学说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并相互融合，或者一个研究者无偏见地对不同学说进行客观考察，把各种学说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客观细致地分析它们的相同点和差异点，或者是分析它们相近、对立甚至尖锐的观点冲突的原因和逻辑基础。辩证论证的工具包括归纳、演绎、类比、定义等多方面的逻辑工具：以不确定大前提出发的或然性归纳论证去发现知识命题或原理；以真实大前提出发的演绎论证去证明已知的命题的正确性和预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也可以通过类比的或然性推理，甚至以想象或灵感或直觉等方式提升论证的正确性和可信性的程度。在科学理论论题的辩证对话和争论过程中，各方使用的对立论题有助于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理的发现。虽然辩证论证可能导致有疑问或不充分的结果，但它有助于创造有意义的预设或假说。在科学应用论题的辩证论证中，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对话和讨论，有助于在无偏见的对论题的全面斟酌中，或者通过理论学说的竞争，发现多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视角。所以，论题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是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甚至是对立的途径达到解决问题和认识真理的目的。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各种思潮忽视了论题学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多元主义本性和自由、平等、对话以及在矛盾中探索真理的精神。辩证法的原初含义就是通过对话达到求真至善，辩证法的灵魂就是寻求具有差异性文化和价值观的各主体之间通过对话和交流，解决矛盾和冲突，求同存异，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我们将发现，以“论题意识”为导向的辩证思维方式，将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对话平台。在辩证对话层面上，各种不同的思潮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互融合和贯通，辩证思维方式在科学论题学的论辩情景中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
(责任编辑：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