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更深层面而言，真正的管理变革一定是内在的价值取向重建，没有背后的价值重建，所有表面上的行为与制度调整都难以实现长久持续的作用，甚至给人以表面化、肤浅化的印象。从哲学视角进行价值思考，会给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内在价值线索，形成具有新内涵的教育管理观，进而达成教育行政管理整体范式的转换，对于当下教育管理改进起到根本的作用。
【关键词】关系哲学 范式 教育行政管理
教育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体现在许多细节上，但是，从更深层次而言，真正的管理变革一定是内在的价值取向重建，没有背后的价值重建，所有表面上的行为与制度调整都难以实现长久持续的作用，甚至给人以表面化、肤浅化的印象，就算是渐进式的变革，也需要描画出大致的路径。从哲学层面进行价值思考，会给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内在价值线索，形成具有新的内涵的教育管理观，进而达成教育行政管理整体范式的转换，对于当下教育行政管理改进起到根本的作用。当然，这种范式绝不是一枝独秀，并不排斥和其他范式共通共融式存在。
一、范式理论的基本理解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范式这个概念是他科学观的核心概念，也是库恩展开其一生科学研究的主题线索，并影响了一个时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更对科学研究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人们从中获益良多。范式这个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丰富的就连库恩本人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也许是库恩一开始没有想象到的。根据英国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统计，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至少有21种不同的提法和用法。尽管库恩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对范式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定义，但是其中仍然有许多相通的东西，还是可以找到对范式的基本把握。总的来说，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据此，我们可以把范式理解为研究共同体成员共同的思想与主张，这些思想与主张外显在一系列的符号、概念与公式之中，形成与内在思想相匹配的外在张力。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更替，科学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原有概念系统的危机所导致的。但是，新范式代替旧范式并不表示新范式比旧范式更趋近真理，只是其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解决问题能力较强，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处理遇到的阻碍。
库恩的范式是对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套用到其他领域中来，正如库恩自己所说的：“一些人赞赏本书，主要并不是因为它阐明了科学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发觉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的领域。我了解他们的意图，也不会使他们对扩张这一立场的尝试泄气，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令我困惑。”的确，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研究不一样，科学范式之间的边界非常清晰，导致严重的不可通约性，人文社会科学不一定这样，一种理论和另一种理论不一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划分。如果充分考虑到库恩的这些顾虑，对借鉴的条件与范围作出合理的判断，范式理论还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从范式的角度可以丰富和深化教育行政管理的研究，改变过去那种将眼光停留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的零碎的技术化研究模式和改进思路，以为通过简单的局部调整，就能够达成理想的教育管理状态，过高估计了局部研究的成果效应。因为，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更多的、更偏重的还只是关注在研究方法的层面，教育管理学研究者自身的世界观问题、学术共同体问题以及相关的行为方式等问题，还没有融入、涵盖到研究范式应有的意义上来，这正是当前和以后一个时期教育管理学研究应予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而言，只有真正实现整体性的范式变革，才能促进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入创新，提高教育行政管理的整体水平，推动教育行政管理实践的有效变革。
二、关系哲学的主要阐释
哲学是对事物背后价值的思考，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产生什么样的人生观、教育观、管理观，对教育管理进行哲学反思，就是希望找到教育管理内在的价值线索，不同的哲学支撑着不同的教育管理理解，并影响和产生了不同的实践。过去的哲学强调主体性，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情况下，以我为中心看待周遭的世界，欣然于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掌控与征服，在自我中心的前提下忽视了许多被主体掩盖的意义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主体泛滥。现代哲学强调关系中的生存与发展，把人看做是多重关系的有机组合，这实际上是从关系视角进行审视，以达成不同存在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构，形成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新的视域。马丁·布伯是关系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布伯那里有两个原初词“我-你”与“我-它”。他告诉人们，代表着西方哲学传统的“我-它”，本质上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唯有认清“我-它”这种非本质的关系，才能确立“我-你”真正的关系。要破除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就要回到这么一种真正的关系上来。布伯说过，正是在关系的领域中，人才存在为人，人才没有被概念僵化，关系的领域，是人类现实的原初范畴。“我-你”是对过去哲学主客对立的纠偏，希望能够在一种新的关系中推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多重主体的同构共生，在“我-你”关系中展开多元平等的对话，也有人将马丁·布伯的哲学称之为“他者哲学”“相遇哲学”“对话哲学”等。
当然，布伯的关系哲学并不是对现代进行全盘否定，把现代一切成果都予以抛弃，孤立地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反而会导致关系哲学的功能过度放大，而是通过新的视角对现代人类关系进行丰富与提升，给人们以新的思考和启发，并以关系改善作为突破口改造鲜活的实践。布伯并不否认科技上“经验和使用能力”发展的意义，他针对时弊，却更加强调要超越这种能力的发展而进入“我-你”一体关系的精神境界。而且，进一步来说，这种新的“我-你”关系的确立并不仅仅是通过技术性的变革，通过平等的对话达成关系主体之间的合理有效交流，这仍然是技术层面的变革，一般来说不是哲学家们思想的全部，如果这样理解就看低了他们的思考深度，实际上，布伯“我-你”哲学还期望有更高的意义与精神追求，这才是哲学家们一贯的立场与表现，也是他们引领社会不断超越的重要价值所在，更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相对于“我-它”关系，“我-你”关系则是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本真性关系。在“我-你”关系之中，世界不再是“我”所认知或利用的对象，而是与“我”的存在处于相互交融的浑然一体的境遇之中，而他人也不再是“我”的客体，而是与“我”同等的精神性主体。在这一境遇中，他人真正地成为了他人，对“我”而言，“他”成为了与“我”对话的人格之“你”，双方的存在因此也打破了时空与因果的界限，进入超越“我-它”世界的必然性的相遇与对话之中。
三、管理变革的若干建议
从关系哲学的角度进行价值反思，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外在控制、僵化守旧的教育行政管理状态，而不仅仅是细枝末节的局部调整，以形成新的教育治理理念，并随之建立新的行政思维方式和教育管理观，最终形成充满实践张力和生命活力的开放的管理范式，进而对教育行政管理真正实现整体性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我-你”式哲学思考一旦成为我们的管理哲学，就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一）重新进行各自的角色定位
教育行政管理者和基层实践者都应该进一步思考，自己在教育行政管理生活中的角色扮演，也就是思考自己的管理观与“被管理观”究竟是什么，这是管理变革的实践逻辑原点和出发点。管理者不应该高高在上以官僚自居，俯视来自实践中的教育工作者们，而要尽快放下架子，洗尽所谓的等级制所带来的“官气”，以谦恭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面对实践者;实践者也不能够把自己当成简单接受指令的执行者，有要求就做，没要求就等，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管理中来，不仅努力执行各项行政要求，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的开发，以便让教育政策发挥出最佳功能。
（二）问题旨向的积极协商对话
教育管理者与实践者要进行多方面的交流探讨，这是改变原有关系的重要路径，尤其要围绕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展开有效的雪中送炭式的对话。不解决问题的对话、不能提供帮助的对话往往会变成伪对话、假对话，会变成为了对话而对话，让对话停留在形式上，使人们对对话失去兴趣，甚至不愿意再进行对话。通过协商对话双方都可以进行经验分享，达成对教育管理实践更全面的理解与认识，这就保障了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而且，对话既是相互了解教育实践、丰富各自管理信息量的过程，还是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的过程，更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丰富与提升的过程。
（三）精神召唤中实现意义达成
教育是一项人的事业，之所以成为事业，就在于教育充满了意义，孕育着梦想，到处都显现着“人”的身影，给人以精神的养育与引导，而不是机械的符号性存在。教育管理是达成教育意义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不断回到教育的终极目标进行叩问，给自己一个更为远大的目光，为建构整个教育意义世界付出自身的努力，成为提供教育意义的重要平台;同时，教育管理本身也应该富于意义，教育管理生活本身是教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意义的教育管理必然会导致产生严重的分裂状态，还会影响教育意义的实现。所以，在关系重塑中，教育行政管理要洋溢人性的光辉，这样才能让身处其中的人感觉到价值所在。
（四）营造宽松和谐的管理氛围
良好关系的存在与生成需要来自外部的条件保障，越是良好的氛围越是容易形成良好的关系，当然，这些外部保障条件也是内在关系主体秉持观念的外显物化。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在关系重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使得教育行政部门在氛围营造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动改善，就没有良好教育生态环境的形成。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努力形成一种有利于对话交流、改进管理的环境，让实践者们愿意发表自己的想法，敢于进行创造性的实践，乐于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才能让我们的美好设想转化到实践中来。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