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选取竞争充分和政府干预较少的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2001-2009年）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不考虑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随机边界分析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样本企业的技术有效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长期存在严重的技术无效现象。在此基础之上，采用考察影响因素的随机边界模型对管理层激励、管理层约束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整体上对企业效率产生了正面效应，而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正面效应；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程度有限；而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却不明朗；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效率呈倒U型关系，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效率呈负向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效率则无明显的关联关系；产品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债务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股权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 管理层激励；管理层约束；企业效率；随机边界方法
中图分类号： F27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11-11
一、 引言
世界经济论坛（WEF）提出的全球竞争力模型将国家发展历程划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阶段，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在要素驱动发展阶段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粗放经营、低价竞争和环境代价获得高速发展，这一发展方式虽然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中国价格”优势，却将企业束缚在畸形的激励机制之中，即中国企业普遍认为在效率和创新上的投资回报远不如取得低价生产要素的回报高。这一畸形激励机制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自然转型，使得大多数中国企业被长期锁定在要素驱
动阶段，而且当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时则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贯穿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投入、低效率”问题无疑给中国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正力图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然而，中国企业目前尚未成功适应这一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2009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对5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结果，中国企业的经营效率排名仅列第37位②，这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0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也指出，2010年中国企业的效率呈下降趋势③。 经营管理水平是决定企业效率的关键因素。现代企业普遍存在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现象，企业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企业管理决策权限划分，特别是企业所有者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方式将直接影响后者的决策成本与收益，进而作用于其决策动机以及相应的管理模式和努力水平，这一系列相关因素都可能对企业效率产生促进或抑制的效应。当前，中国企业正处在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的历史转折点，快速提升企业效率对增强中国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结合管理层激励与管理层约束问题对中国企业效率进行研究，探讨提升企业效率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 文献回顾
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现代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产权制度基础，同时也产生了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两个利益目标不尽相同的群体，代理问题接踵而至[1]。管理层激励补偿作为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公司内部治理手段，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管理层激励补偿效应是该领域研究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检验具体激励措施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2]。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针对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但其研究结果远未达成共识，这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
学术界对管理层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且主要存在“不相关”和“正相关”两种理论观点。Jensen & Murphy（1990）的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薪酬变化对公司业绩变化的敏感极低，并毫无保留地指出CEO薪酬激励的实践效果越来越差[3]。Aggarwal & Samwich（1999）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绩效风险是决定管理层薪酬的重要因素，随着绩效风险的增大，管理层薪酬之于绩效的敏感性大幅下降且逼近于零，即经理薪酬与企业业绩几乎无关[4]。但近期Jackson et al.（2008）和Giorgio & Arman（2008）等研究却认为针对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具有提升企业经营业绩的积极效应[5，6]。国内学者的观点同样各不相同，以魏刚（2000）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在考察了管理层薪酬与市场价值、财务会计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二者不具有显著相关性[7]；但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方军雄（2009）以及周仁俊等（2010）等文献在类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下却得出了管理者薪酬与企业业绩“正相关”的结论[8-10]。
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感兴趣的另一个焦点问题。经过梳理之后发现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管理层持股决定企业绩效，在这一前提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呈多样性，如正向线性相关、非单调线性相关、倒“U”型以及 “M” 型关系等[11]；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绩效决定管理层持股，如企业绩效提高时管理层作为内部人会选择购入股份，抑或股东会给予管理者以股票奖励[12]；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管理层持股是内生变量，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相互决定[13]。国内学者对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现阶段主要以两者的相关性为研究重点，如顾斌、周立烨（2007）利用比较分析法对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考察，发现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性[14]；而俞鸿琳（2006）和吕长江等（2009）等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管理层持股对企业业绩的具体影响，最终发现赋予管理层一定股权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业绩[15，16]。